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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术专访——听王克老师解读巴黎峰会

时间:2016-03-05作者:环境学院

王克博士,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GDTP)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和工作领域为能源环境经济模型构建与政策模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与多边气候谈判进程经济分析、低碳城市规划等。曾受聘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转让专家小组(EGTT)、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咨询专家。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编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的主要作者,专著《论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国际机制》的主要作者。本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巴黎峰会。

下面就一起来听听与会人怎么看待这次历史性大会的吧~

 

1. 老师对这次会议的总体印象怎么样呢?

相比之前的气候大会,特别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本次巴黎气候大会从进程和谈判模式上,呈现几个特点:(1)会前各方交流比较充分,均大致明白对方的谈判底线;(2)一些关键性问题,通过中美、中欧、中法等双边联合声明的方式提前达成共识,在多边谈判陷入僵局时,双边联合声明最后成为多边协议的基础,譬如中美联合声明关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描述,中法联合声明关于全球长期目标和低碳战略的描述等;(3)领导人出席开幕式,从最高政治层奠定达成协议的基础,又不介入具体的技细节的谈判;(4)各方目标比较一致,均不想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在不碰触对方红线的基础上,求同存异,都采取了比较积极和灵活的态度;(5)气氛相对友好,没有在媒体面前公开的互相指责,为协议达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6)大国外交与联合国多边机制的结合,在尊重联合国多边谈判机制和议事规则基础上,中国、美国以及东道国法国,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也是此次会议能够达成协议的关键因素。

 

2. 老师认为,造成本次协议进展艰难的主要分歧在哪?

主要分歧在:

第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在巴黎气候大会的会议成果中得到体现。

第二,是否以及如何提出长期目标,包括是否将2度温升控制目标进一步提高到1.5摄氏度,是否在温升控制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长期量化减排目标譬如2050年的减排目标,是否要确定长期资金和技术支持目标以及是否与长期减排目标建立联系,是否要提出长期适应气候变化目标。

第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的两种模式如何平衡。在这一轮多边气候协议谈判过程中,作为“自下向上”管理模式标志的“国家自主贡献”在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应运而生,为大多数缔约方所接受,找到了破解气候谈判僵局的一个有效方式。但是“国家自主贡献” 目标有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确定,面临力度不够的问题。因此,欧盟等国家要求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行周期性全球盘点、审评乃至建立各国不断提高行动力度的周期机制。与之相关联的还有透明度问题、协议的法律形式、协议法律约束力以及适用范围等。总之,如何处理好“国家自主”确定目标的“自下向上”与通过周期性“全球盘点”和提高法律约束力、透明度并促进各方更新今后的目标的“自上向下”模式的平衡,是谈判能否达成协议的关键问题。

第四,“巴黎气候协议”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各要素如何体现平衡原则,尤其是减缓之外的各项要素如何避免被弱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问题。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承诺的资金支持是否足额到位,是否进一步明确2020年后发达国家的出资规模特别是出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及落实具有资金支持的技术转让机制,也是谈判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3. 您认为协定最大的亮点是?

中国政府对巴黎协定的官方评价是:一份全面、均衡、有力度、有雄心、有约束力的协定。这一评价有一定道理,所谓全面,体现在协定包含了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长期目标、定期盘点等各方面内容,所谓均衡,是指减缓与适应相平衡,发展中国家行动和发达国家的支持相平衡,各方责任和义务相平衡,减排雄心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空间相平衡。有力度则体现在大部分国家均明确了2020年以后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要求发达国家继续提出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减排指标,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国情逐步向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减排或限排目标迈进。有雄心则体现在长期目标上,包括进一步确立了2摄氏度目标,并提出要力争实现1.5摄氏度目标,也提出到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吸收之间的平衡。

因此,巴黎协定最大的亮点,还是体现在坚持了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体现在协定的原则性论述,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透明性要求、全球盘点等各个具体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均得以体现,

减缓方面,发达国家采取全经济范围量化减排目标,带头减排,鼓励发展中国家逐步向全经济范围减限排过渡,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将带来更高的力度。资金方面,明确了发达国家出资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受援资格,鼓励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总体上还是坚持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分法。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恰当体现,体现了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未来方向的指引,开启了一个新的动态国际进程,这也是我们判断巴黎协定之所以成功的重要标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责任的承诺方面,也做出了与国力相匹配的贡献。

 

4.  之前各个国家提交的自主减排贡献是否对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起到促进作用?

对各个国家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的理解,需要首先理解国际气候进程中“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两种模式。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即发达国家整体确定一个减排目标,再将该目标分解至各个国家。这种模式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减排力度和约束力,但是在没有超主权的国际强制力的情况下,事实上陷入了僵局,得不到落实。而在这一轮多边气候谈判进程中,作为“自下向上”管理模式标志的“国家自主贡献”在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应运而生,为大多数缔约方所接受,找到了破解气候谈判僵局的一个有效方式。当然,由各国根据各自国情自主决定国家贡献,“自下向上”模式解决了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与可操作性,但是各国都担心免费搭车现象,在承诺时都留有余力,因此国际社会的整体目标又面临力度不足的问题。欧盟等国家要求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行周期性全球盘点并建立各国不断提高行动力度的周期机制。与之相关联的还有透明度问题、协议的法律形式、协议法律约束力以及适用范围等。这次协定之所以能达成,也体现在较好的处理好了“国家自主”确定目标的“自下向上”与通过周期性“全球盘点”和提高法律约束力、透明度并促进各方更新今后的目标的“自上向下”模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个国家提交自主减排贡献这一模式,是打破谈判僵局的一把钥匙。而现实中,截止到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虽然各国贡献有多有少,但是总的来说覆盖面很广,体现了各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国际社会希望以此建立一个良性循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对这一国际合作机制进行不断完善。

 

5.  老师觉得,中国在此次会议上展现了怎样的大国姿态?

中国的大国姿态体现了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采取的强有力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本身就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2015 6 30 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INDC),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等目标。这也表明中国从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将气候变化视为重大战略问题,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下,积极主动的承担了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无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多边进程,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影响力不断上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已经实现从参与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以及从顺势而为到主动出击的战略转身。一方面中国坚持团结发展中国家,努力加强“基础四国”和“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坚决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主持公道,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共赢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又积极加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务实合作,前后和美国、欧盟、法国等发表了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积极支持法国作为东道国办好巴黎气候大会。

第三,中国作为排放量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处于发展转型关键时期的具有特殊定位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帮助弥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关键性议题立场上的巨大差距。譬如在资金问题上,中国并不仅仅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要求发达国家履行资金义务,中国还宣布出资200亿人民币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与美国承诺的向“绿色气候基金”出资30亿美元基本相当,不但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迫切诉求,也以实际行动向发达国家做出榜样,从而推动资金问题取得进展。习近平主席不断出席开幕式,发表包含具体行动和措施的演讲,在会议的最后几天,还两次和奥巴马通电话,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中国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东道国法国、美国谈判代表团、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团等保持了密切的,一天数次的沟通与交流,在谈判陷入僵局时,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顾全大局,在次要问题上保持了灵活性,积极主动的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因此,对本次会议之前以及会议实际进程中,中国的外交方式和外交手段,有很多有新意的地方,也值得进一步总结。

 

6.   您认为雄心壮志联盟提出的方案能实现吗,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使人为碳排放量降至森林和海洋能够吸收的水平”?如何实现?

首先,这些目标并不是雄心联盟提出来的。其次,针对这些目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的报告,特别是决策者摘要(SPM),这个报告对长期目标与路径问题有了很大的回答。从目前的模型模拟来看,本世纪下半叶基本碳中和,从技术上存在可能性。IPCC提出四个低碳化的建议,包括提高能效、化石能源低碳化、提高电气化水平(也就是我们针对雾霾最近常说的减少散煤,将煤都集中用于发电,然后再用电)以及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增强碳汇吸收。以上四个方面,经过测算,基于现有考虑,再考虑未来技术成熟与成本下降,措施到位的话,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减排是一个长期过程,有一个减排路径的概念,长期目标的实现,也取决于当前采取的行动。因此,未来实现长期全球碳中和的目标,今天的政策与行动非常重要,全球需要尽可能快的达到排放峰值,从而为长期低碳化转型奠定基础。当然,反过来,长期战略、目标与路径也很重要,他们可以提供长期的确定的政策预期,为今天的商业决策以及技术创新提供明确的市场信号,鼓励今天的人们采取行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巴黎协定在明确2020-2030年期间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提出长期目标,并鼓励各国制定长期战略的主要原因。

 

7.   这个协议能给中国带来多大改变?

说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碳减排。可以以能源结构为例,给大家解释一下。针对巴黎气候大会,中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有一项直接针对能源结构调整的目标,即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将加快非化石能源项目的部署和建设,推动提高非化石能源的增速。根据我们课题组利用模型进行的测算,为了实现上述目标,2030 年中国非化石电力装机预期需在 2014 年的基础上增加 9 亿千瓦左右,与 2014 年全国火电总装机基本相当,将远高于美欧届时的装机水平。年均非化石能源装机需从 2005-2020 年的 4150 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 年的 6280 万千瓦,并进一步上升到 2040-2050 年的 9000 万千瓦左右。年均风能装机需从2005-2020年的1390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2300万千瓦,并进一步上升到2040-2050年的3500万千瓦。年均太阳能装机则需从2005-2020年的700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2450万千瓦,并在2040-2050年超过风能,成为非化石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最大来源,得到4080万千瓦。

从上面这几个数,可以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政策行动,具有几重意义:第一,能源结构清洁化;第二,改善空气质量;第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发展转型和就业;第四,通过技术学习,加速可再生能源技术成熟与成本下降;第五,通过“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以及优质产能合作,还将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构转型与发展路径创新。

有人将气候谈判比做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这种类比有一定道理。中国在贸易领域按照国际标准与国际规则,对国内进行改革,所以加入世贸以来,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巴黎气候协定,也是一套国际规则,对我国的减排目标与政策行动,在数据质量、透明度、核算规则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方面形成倒逼的压力,也有助于我们国家内部能力的提高。国内的减排目标,如果没有一套科学严谨的统计、监测、核查体系,目标是很难得到落实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以《巴黎协定》为契机,将履约作为国内节能减排以及低碳转型的抓手,实现内外互动,最终还是为了使得我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总结

在各方的协调努力下,巴黎峰会正式达成了巴黎协定,一致通过了对2020年以后共识的气候责任。在未来,王克老师以及其他的中国环境人,还将矢志坚持为国家与世界的环境问题继续奋斗!

责任编辑:网站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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