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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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岗岚村上 ——陕北公学与抗大一分校在山西省长治市屯留的故事

时间:2017-09-22

  自血与火中走来,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跋涉了八十个春秋。那条漫长又艰辛的道路上,曾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过往。为了寻找它的根源,探索它的前生,我们来到遥远的大山深处,走遍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拜访所有的文化局、文物局,叩响村中最年迈老人家的大门,听他们讲述当年最古老的故事,终于整理出了这段1939至1940年间,人大前身陕北公学及抗大一分校在山西屯留驻扎的历史。不由得感叹,再远的路,也是由每一步这样的曾经叠加而成;而正因为我们不忘记过去,方能拥有今日的骄傲,未来的辉煌。

 

一、挺进太行山

多年以后,曾在山西屯留东故县村生活过的乡民也始终不会忘记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那个下午。那一天,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的首批队伍排着整齐英气的行列,如一支真正的劲旅那样,浩浩荡荡地开进峻峭的太行山深处,他们看似不起眼的村子里。嘹亮的军号声、歌声震破了这个小小村庄许久以来的寂寥,也使乡民们的心猛然一震——“到后方学习去!到屯留故县去!”


 


这几千名青年师生为何而来?那还要从一九三八年冬天,时任中央常委毛泽东的一纸报告书说起。

一九三八年后期,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时,延安已有十余所由党中央领导下成立的,旨在培养未来革命力量的学校,包括以培养优秀抗战干部为目标的陕北公学,以及素来以建设未来军事力量闻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十月底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是为了商讨确定在战略相持阶段下,全党的方针和任务。这场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新阶段》,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去敌人后方发展建设革命根据地”这一导向性的观点,并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和认同。由此,党中央确立了下一阶段的办学思想:广泛设立分校,将重心向战区敌后转移,趁机培养革命的干部,发展群众。

晋东南地区位于太行山岭间,敌后宝贵的腹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就当地的学校建设问题,党中央和地方军委曾进行过反复的磋商。最终,当地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左权电复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估计今后形势更加严峻,前后方交通更困难,往返需时更多,以及延安物质条件更难解决,同意抗大一部分来晋东南成立分校。”十一月,党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旬邑分校抽调部分学员,和几个兄弟单位合并为一个大队,开赴晋东南地区建设抗日根据地。——这,就是抗大一分校最初的起源。

党中央的消息随着时任校长成仿吾的到来迅速传遍了整个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同学们在路两旁站着欢迎,无一不振奋鼓舞,兴高采烈;报名的地方人潮涌动,十分热闹。当时的学员张时杰回忆道,在抽调学员的过程中,大家软磨硬缠,争抢着写申请书报名参加;年纪小的同学没报上名,甚至会红了眼圈。同学们对参加抗大一分校的热情高昂无比,选出的学员编队离开时,剩下的同学依依不舍,久久凝望他们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来自陕北公学旬邑分校的同学们与其它兄弟院校在陕西延长县汇合,抗大一分校的首批队伍由此正式整编。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这支队伍在时任陕北公学政治主任周纯全带领下向晋东南挺进。一路上,经延水关渡口东渡黄河,跨过吕梁山脉,穿过层层封锁的同蒲铁路,翻越绵山经过沁县,行军十分艰苦,青年人们的热情却始终不减。终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他们抵达了党中央指定的目的地——激昂的号子声中,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就这样在山西屯留县正式扎下了根。

抗大一分校在成立初期,学员共3237人,其中来自陕北公学旬邑分校的同学有一千余名,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学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随营学校,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韦国清为训练部部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第一分校党务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委员何长工、周纯全、韦国清、刘浩天。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三千余名学员在东故县村校部南侧的空地上举行了开学典礼。情绪高昂的学员们唱起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前进,前进,这群热忱而赤诚的的年轻人们,就这样朝着自己理想的未来前进。谁能想到,在太行山深处不起眼的屯留小县城里,一轮火一般的太阳正冉冉升起。担负着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它即将喷薄而出,光芒四射,似乎使整个世界都燃起了光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征程。

 

二、继承陕北公学光荣的传统

屯留县北岗村东侧抗大一分校的院墙上,刻着三行红色的大字,至今仍清晰完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同样的三行字,也曾出现在昔日陕北公学驻地外沿的墙壁上,由毛泽东亲自题写后放大刻印。那是陕北公学派系一贯以来的办学主旨。抗大一分校中那一千余名来自陕公旬邑分校的学员们,自始而终继承着自己母校的光辉理念,并将其带到了太行山深处。


 


像原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部一样,抗大一分校的课程主要由政治和军事两部分组成。又由于抗大一分校是以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为主要目标,因此政治课占了百分之七十,军事课占百分之三十。这百分之七十的政治课,对于惯于读《社会发展史》、《什么是列宁主义》等教材的来自陕北公学的同学们来说,并不困难。这些青年人在抗大一分校读书期间,同时还自主阅读了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常常利用训练学习的休息时间围在一起讲学讨论,指点江山。他们的行为感染了更多其他同学,夜色下,灶火边,青年人们三五成群,捧着书本围坐,或是安静阅读,或是轻声讨论,偶尔还会发展成激烈的争辩,直至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的观点……

这就是抗大一分校在创办初期即掀起的一股学习风潮。而这样热切又衷心的学习氛围,恰恰是陕北公学自办学以来,一贯的传统。几年前,相同的风潮便由由陕北公学而起,席卷整个延安。那三分之一来自陕公的同学们,就是这样延续着自己根源中的优秀传统;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默默用行动带领着身边的人们走向相信的道路。

在抗大一分校学习期间,同学们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敌人的威胁始终如乌云压在头顶,学校需要经常组织武工队、民运工作队到山下去袭扰敌人;又因坚守不白吃白占的原则,同学们坚持自筹自运粮草,每次都需要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员到百里开外的地方去运粮。山区物资匮乏,时常连续几天无油、无盐、无菜,同学们用小米锅巴下饭,戏称这种食物为“列宁饼干”。太行山区水源不足,为了省水,学员们养成了毛巾干擦不沾水的习惯;一牙缸的水,先刷牙漱口,再洗脸洗手或洗脚净身。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从未放弃自己选择的道路……

艰苦的条件磨砺着青年党员们的精神,锻炼着他们的意志。屯留的抗大一分校,有如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将那些先进积极的革命青年冶炼成坚硬灼热的钢铁。走出学校,他们奋战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是优秀的战士,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便是抗战年代青年的表率,国家的栋梁。

 

三、水可载舟,乡情难忘

如果把抗大一分校比作抗日战争时期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那么屯留县便是托起这轮太阳的坚实山岗。虽然在屯留驻扎的时间只有短短半年左右,但青年们,却与当地的乡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村子里借住期间,抗大一分校的同学和老乡逐渐熟稔起来。帮忙挖防空洞、修物件、采买东西,都是家常便饭;村民们生病了,医疗队主动赶去为他们看病,赠给他们自己带来的药品。为了积极发展群众抗日,学校自主成立的文艺团、话剧团还经常自发到附近乡里演出,编排红色剧目,宣传抗日思想。这些生长于太行山深处的村民,生性淳朴善良,虽然开始对理论的知识完全不了解,却很懂是非,明辨善恶,愿意学习,更愿意积极支持抗大一分校同学们的工作。同学们围坐着开一周一次的生活会时,村里的年轻人也乐于加入;村里的妇女们三天两头做了蒸南瓜、窝头、红薯,主动送去给同学们吃;逢年节吉日,村民主动邀请学生一起庆祝,欢腾一片……

抗大一分校的女生队,是过年前来住进我家院里的,过年的时候,她们帮我们把里院的二门,外院大门,还有四五门都挂了彩灯彩旗,还跟我们一起参加那个闹元宵,踩高跷呢。

抗大一分校驻扎在屯留县时,如今已年近八旬的周景堂老人尚未出世;他所能回忆起的,用他的话来说,不过是祖辈与父辈流传下来的一鳞半爪。周景堂的家在岗上村后沟东侧,家里人都是抗日积极分子。他的三祖父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北岗村的村长,祖父是村里的会计,父亲是屯留县党校的校长;一家子里出了不少抗日民兵。抗大一分校迁至屯留初期,正是三祖父主动让出自己家的院子,给青年学生学习、入住。他家的宅院宽敞明亮,坐北朝南,为两进四合院;内院正屋如今已改建为新房,外院仍保持着原貌,房内土炕、家具完整,大门和两间东房相连,也保存为原样,门匾上挂着“笃庆”二字。教室设在旁院,旧址坐北朝南,位于抗大一分校队部北面10米处,有27间房子,两进院。灶房位于队部南侧10米处,为另一位同院老乡周三狗的粉坊。水井保存完好,房子已更新。村子里还有小沟街和后沟保存的30多孔窑洞,用作女生队学员的宿舍。周景堂家的院子里,当年住着二十几位抗大一分校女生队的队员;为了给她们腾出房间,他的父母在后院另开辟了一个小夹间搬过去,让出了自己正屋唯一的通间炕。在当年,类似的例子绝不止周景堂一家。东故县、西故县、渔泽、崔蒙……抗大一分校在屯留县驻扎的八个营部,凡是有学生之处,尽是当地乡民热情友善的身影。正可谓如鱼得水,双方其乐融融……


 


然而战争年代的历史,毕竟总是残酷的。

由于抗战局势的进一步改变,一九三九年七月份,抗大一分校再次东迁,离开屯留县前往山西的壶关神郊一带。转移之时,村民们依依不舍,遥遥相送。不久后,由于汉奸告密,抗大一分校的消息走漏,传到了日伪军耳中;日本兵旋即包围了屯留县,抓走了一批怀疑的抗日分子。他们对所抓去的人严刑拷打,灌冷水,钉竹签,逼问他们抗大一分校学生何时离开,又去往了哪里;理所当然地,无论多么痛苦,也无一人招供。得不到答案的日本人恼羞成怒,他们在第二天下午,将所抓捕的抗日分子们绑到北岗村的戏台上,在全村人面前用刺刀把他们尽数杀害。这,就是在一九三九年震惊了整个屯留的九.一三惨案;而周景堂老人的三祖父,北岗村的村长,就在当年为保守抗大一分校秘密而牺牲的烈士之中……

抗大一分校的太阳升起来了。然而在那一轮如火的朝阳身后,尚存着如血的昨日夕照;托起它身影的青色山岗上,铺洒了多少人燃烧的灰烬。那灰烬绝不仅存在于抗大一分校身后,绝不仅存在于屯留,也绝不该仅仅被记录进一段校史里。陕北公学一脉的发展历程和抗日革命事业的发展历程、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历程一样,走过的是一段血与火洗礼的道路。路上所留下的一切灰烬,都该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永生在这段光辉的历史之中。

 

四、太阳初升之处

在离开屯留后的六年间,抗大一分校的战果可谓辉煌。经山西壶口再迁至山东沂蒙山区,多次转战,先后举办过六期培训班,培养出一万四千余名党政军领导骨干。学员们多次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作战,甚至单独执行攻打据点任务,分别参加了侍郎宅、甲子山反顽战斗以及无数次反“扫荡”作战……抗大一分校早已不仅是一个教育单位,更是一支战斗部队,一个抗日战争史上响当当明亮亮的代号。


 


然而,无论走到哪里,发展到何种地步,屯留县始终是抗大一分校的始源。就好像不管走到哪里,发展到何种地步,陕北公学始终是抗大一分校的根一样。

陕北公学,就像一棵参天的巨树。这棵巨树最初扎根于延安红色的土地,吸取的是光荣的养分,茁壮成长,广泛地开枝散叶。而抗大一分校,便毫无疑问是它最粗壮、最坚实的一根分枝。作为所有和陕北公学一脉相承的、到敌后根据地开办的学校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培养抗战干部最多、取得战果最大的一个,它的存在可谓是陕北公学历史上不可抹去的光辉一笔。直至八十年后的今天,当昔日的陕北公学已经有了一个更加明亮耀眼的名字——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抗大一分校在这滚滚长河般的校史上,仍然如太阳般闪耀光辉——

而这太阳的初升之处,便在遥远的太行山区,那个叫做屯留的小小县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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