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蓝虹：如何重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金融规则？
发布时间：2025-07-10
地球生物多样性正滑向深渊，物种灭绝加速，生态系统功能急速衰退。联合国警告，逆转这一趋势每年面临高达7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现有金融体系应对乏力。这一鸿沟不仅危及生态根基，更深埋着冲击经济社会稳定的巨大风险。
如何将自然相关的风险与机遇真正纳入经济决策核心，撬动规模化资本流向保护与修复，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我院蓝虹教授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的采访，旨在明晰这场变革背后的金融逻辑并助力新金融体系构建。
资金缺口背后的深层挑战
CST：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高达7000亿美元/年，您认为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填补这一缺口的核心症结是什么？
蓝虹：当前金融体系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体现在：一是外部性尚未内部化。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潜在的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不敏感，未能将其纳入风险评估与资产定价体系。例如，云南“绿孔雀”案——当地水电建设方因不了解水电站淹没范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的唯一栖息地，从而被法院判决停工，相关投资成为损失。也有一些金融机构虽已认识到投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可能导致投资风险，但专业认知不足导致其无法有效管理风险。另外，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周期长、直接商业收益不清晰以及生物多样性向好的产业尚未形成产业竞争力等，金融机构投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不足。
二是激励错位与信息不对称。目前生态项目的收益路径和风险回报机制不清晰。由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往往偏远，当地居民付费能力有限，而发达地区居民虽有付费意愿和能力，但信息不对称导致他们无从得知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并付费。付费意愿不足的项目很难吸引金融体系的关注。
三是法律与产权不明确、政策瓶颈。自然资源往往产权不清且配套的财税、土地、价格等激励政策不足。项目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引发融资、交易和退出机制不确定。尽管各国在政策表态上支持自然保护，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关心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政府缺乏稳定的财政投入和有力的制度保障，会导致私营资本观望。
四是信息不对称与监管模糊。投资者对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真实生态价值、风险结构、合规情况难以判断，缺乏透明的评估标准和动态信息披露机制，这些增加了私营资本对“政策不确定性”和“洗绿风险”的顾虑。优质、可规模化的生态保护项目相对稀缺，加之标准化不足，金融机构难以评估其信用风险与收益模型。
CST：当前主流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工具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哪些问题或挑战？如何区分真正有效的金融模式？
蓝虹：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融资模式有信贷、保险、债券和基金等，均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绿色债券的开发及运行中，评级体系尚不完善致使评级虚高现象时有发生，损害投资者权益。跟踪评级的时滞性问题也很突出，评级机构不能及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评级，增加投资风险。
此外，绿色债券市场面临信息不对称、定价机制复杂以及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投资者难以精准把握绿色项目真实状况与潜在风险，合理确定债券利率与价格难度较大，较小的市场规模与不活跃的交易影响资金循环与投资者退出。
生态银行（融入金融元素的湿地银行，包含生物多样性因素的碳汇交易）等各种金融创新手段为生态友好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总体来说，资金还远远不够。其背后障碍包括：
第一，市场化运作程度不足。在资源转化为资产与资本的过程中，存在政府积极推动，但企业和社会参与热情不高的情况，市场化的资源定价与交易机制尚未健全。
第二，生态产品定价困难。公共产品属性较强的生态产品，科学估值与标准化定价缺乏依据，后端交易难以充分反映生态资源价值。
第三，对生态银行的理解存在偏差。一些地方将具体项目、产品或金融运作等同生态银行，对其内涵与操作流程把握不准导致落实偏离目标。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障碍，例如，信息披露渠道不畅通，项目招商面临困难，缺乏与专业机构和平台的合作，招商效率低、成本高等。
自然衍生品如气候衍生品在应用中也遭遇挑战——其有效性高度依赖气象数据的准确性与连续性，但部分地区气象站密度低，数据偏差大，且气候变化使历史数据参考价值降低，需不断优化模型。同时，市场认知与参与度不足，许多地区的农户等主体对衍生品合约理解有限，担忧合约复杂性与信任问题，阻碍了自然衍生品的推广应用。
真正有效的生物多样性金融模式首先应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确保资金精准流向对生物多样性有积极影响的项目，促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与生物资源可持续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确的生物多样性绩效指标与监测机制至关重要，它可以确保资金的运用确实能够产生可量化的、可被市场接受和认可的生态效益，从而使投资方确信他们的生物多样性投资是有效的。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也不可或缺，即要能够准确评估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通过科学的风险监测、预警与应对措施，保障金融资产安全，降低因生物多样性丧失引发的潜在损失。
此外，生物多样性金融模式还需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实现自然、社区、投资方多方共赢。以生态友好型农业项目融资为例，金融模式不仅要助力项目盈利，还应促进土壤保护、生物栖息地恢复等环境效益。最后，有效的金融模式还应拥有透明的信息披露与规范的监管机制，即要向投资者与社会公众充分披露项目信息同时接受严格监管，确保合规运作，防止 “漂绿”。
重塑金融逻辑，推动自然资本交易
CST：TNFD（自然相关财务披露框架）要求企业评估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与影响，这对金融机构的业务逻辑会带来哪些颠覆性改变？
蓝虹：TNFD于2023年9月发布最终版本，并迅速成为全球金融与企业领域焦点,其目的是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自然影响与依赖的报告指导，助力组织将环境考量融入业务战略、决策与报告。TNFD对金融机构业务逻辑影响深远，尤其在风险管理层面促使其重新审视风险格局。过去，金融机构常忽视运营中的自然环境风险，如今 TNFD要求识别、评估并披露资源依赖、金融影响、保险索赔、政府监管、供应链中断、贷款违约及品牌声誉等自然相关风险。例如，银行在农业贷款审批中若不评估旱灾风险，一旦灾害发生，企业受损将直接导致银行面临违约。这迫使金融机构在信贷、投资等核心流程中重新评估自然风险，调整风险模型。
在投资决策方面，TNFD推动金融机构转变投资策略。随着可持续投资兴起，投资者日益关注自然相关风险评估等非财务披露信息。金融机构若不重视，将错失投资机遇，降低投资者兴趣。因此，投资分析师开展尽职调查时必须考量投资对敏感生态系统的影响，如是否造成土地和水污染等。例如，某机构原计划投资与毁林相关的农业项目，经TNFD评估意识到其面临环保政策变动和社会压力下的“资产搁浅”风险，遂转向可持续农业项目。国际投资集团斯塔福德资本在其林地投资中践行TNFD理念，选择位于法规完善国家且通过严格可持续森林认证（含年度生物多样性检查）的田纳西河谷森林进行投资，并计划采用如环境DNA监测等TNFD建议的方法来量化物种情况，在追求回报的同时推动保护，为行业提供范例。
TNFD也正推动保险业务变革。生态系统衰退（如亚马孙雨林砍伐）直接冲击精算模型，加剧依赖自然资源活动的风险，导致保费上涨甚至业务停保。TNFD要求企业更全面地披露信息，使保险公司能更精准地定价和筛选风险，优化产品与服务。例如，美国国际集团（AIG）在设计农业保险时，因TNFD重新审视模型，开始收集生物多样性数据（如蜜蜂减少对授粉和产量的影响），结合气候变化构建新风险评估模型。AIG根据农户所在地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和物种丰富度实施差异化定价：生态良好区域保费更低，反之则提高。这既优化了风险定价机制，也激励了农户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CST：生物多样性绩效如何量化？新兴的“自然资本核算”能否突破“无法定价就不被重视”的困境？
蓝虹：生物多样性涵盖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三个层面，其绩效量化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近年来备受瞩目。这一由中国学者于2013年提出的概念，旨在计算生态系统每年为人类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总价值，包括供给（食物、水）、调节（气候、洪水控制）、文化（休闲、美学）和支持（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四大服务。
武汉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的实践是量化生态价值的成功范例：通过建立特色GEP核算指标体系，对比矿山修复前后十年（2013、2018、2023年）的数据，清晰展示区域GEP从闭矿前的1.17亿元增长至修复后的2.58亿元，直观量化了生态修复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的显著成效。物种层面的监测也是量化生物多样性绩效的重要手段。利用人工智能、“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等进行长期系统追踪，能有效评估物种丰富度、分布及种群动态。例如，基于《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2017—2021）》数据，完善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评估体系，有助于量化人类活动及保护措施对物种层面生物多样性的具体成效。
自然资本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如土地和水）和环境服务（如水循环），它不仅包括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如水资源、矿物、木材等，还涵盖森林、草原、沼泽等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本核算，就是要摸清自然资源 “家底”，判断其价值，将自然因素纳入经济决策框架。
英国在这方面是先行者，其2018年《中央政府支出评估指南》要求评估和估价政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对自然资本 “非市场和不可货币化价值” 的估价标准。牛津郡Chimney草地的项目对比了“期望方案”（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变革）和“照常方案”（维持现状）在2023—2052年的生态系统服务量化及成本效益。结果显示，期望方案年净收益高出26万英镑，效益成本比达4.2；贴现后总净收益超818万英镑，比照常方案多700万英镑，效益成本比升至4.8。这有力证明了自然资本核算能够清晰地展现生态保护与合理管理对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促使决策者重视生物多样性价值。
尽管生物多样性绩效量化和自然资本核算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核算标准在全球尚未统一，不同地区、生态系统类型适用的指标和方法存在差异，导致结果难以对比和整合。
其二，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如生物多样性的文化价值、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难以用货币准确衡量，存在主观判断性。
其三，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许多自然资本相关产品和服务缺乏成熟市场，限制了价值实现。
未来，需全球协同制定统一、科学且实用的生物多样性绩效量化和自然资本核算标准，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升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更精准地量化复杂生态价值。同时，还需完善政策法规，构建自然资本交易市场，激励企业和社会参与自然资本投资与保护。
撬动私营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CST：私营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大顾虑是什么？设计“政府风险分担+市场化收益”机制需要哪些制度突破？
蓝虹：私营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大顾虑在于投资回报不确定与风险不可控。这类项目通常收益周期长、收益机制模糊、外部性难以内部化，加之政策激励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民间资本态度谨慎。设计有效的“政府风险分担+市场化收益”机制，需在制度层面实现以下几点突破。
一是引入混合金融模式，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贴息、设立绿色担保基金、建立公私合营（PPP）模式下的特许经营权、开发绿色与生物多样性保险、发行可转债等形式，为私营资本提供底层风险兜底。
二是构建生物多样性信用交易体系：借鉴碳信用的经验，构建一套科学、透明、可交易的生物多样性信用体系。生物多样性信用基于项目在栖息地恢复、物种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等的实际成效核算认证，成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金融机构支持绿色项目的重要合规工具。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了一种显式量化、货币化保护效益的机制，使投资者获得了充分的信息，进而确信其投资能产生对应的保护效益。
三是推动自然资产证券化试点：借鉴REITs模式，探索将自然资源管理权、生态保护成果打包成可交易的金融产品。
四是完善资产定价与收益模型： 探索“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复合收益路径（如碳汇、生物多样性补偿、生态旅游），实现稳定现金流。
CST：如何避免生物多样性金融沦为“洗绿”工具？应建立哪些动态监测与追溯机制？
蓝虹：防止生物多样性金融异化为“洗绿”工具，需从标准、披露、监管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制定科学统一的绿色识别标准：当前分类标准和技术规范的模糊导致较高“洗绿”风险。建议出台类似《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分类目录，明确定义项目类型、合格条件与禁止情形，形成可量化、可审计、可验证的判断依据。
二是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双重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基于TNFD框架的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将生态影响、依赖路径、绩效指标等纳入企业ESG报告和金融产品说明书。对虚假或不实披露设立强制更正和信用惩戒机制。
三是构建责任追溯体系：建立“绿色金融产品责任链”，明确发行机构、评估机构、第三认证方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可借鉴欧盟SFDR中“重大不利影响指标”的思路。
四是设立“反洗绿黑名单”机制，对虚假披露、指标造假等行为强力惩戒，企业一旦进入黑名单则无法再获得绿色项目的金融支持，须筑牢生物多样性金融的信用基础。
五是引入公众与NGO监督力量： 建立开放数据平台和社会监督渠道，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可获取性，赋予公众和环保组织监督权。
在建立动态监测与信息追溯机制方面，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是构建“投前-投中-投后”三阶段动态监测体系。投前引入生态基线评估（如栖息地完整度、物种多样性指数）作为审批条件；投中将关键生态绩效指标与资金拨付挂钩（参考犀牛债）；投后定期评估并对生态偏离情况问责（如资金追回）。
二是引入科技手段提升监测能力与可信度：利用遥感、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时跟踪生态指标，生成可追溯、不可篡改、分布式共享的生态数据，提升披露透明度。
三是构建生态绩效数据平台与项目数据库：推动建设国家级或区域级生态金融信息平台，统一数据格式与共享机制，打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项目实施主体间的信息壁垒，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
四是建立动态的生态信用档案：为每个项目建立数字档案，记录其资金来源、生态目标、绩效履行、评估报告与社会反馈，形成生态绩效与金融责任挂钩的长期激励机制。